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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内生动能不足 以供给侧改革再造内生动能

  宏观经济一季度春意吐露,二季度能否持续前季度走势成为社会的经济关切。

  “今年1—4月,在政府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下,我国各项总量宏观经济指标保持相对稳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增长动能在政府和市场间持续分化,表明增长基础还并不稳固。

  经济内生动能不足

  “4月份,经济呈现了弱势复苏中的波动态势。在信贷放松下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推动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波动中企稳。”在5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联合主办的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于泽作如是判断。

  作为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的主讲人,于泽分析认为,工业整体较为平稳,还是保持了底部特征,工业生产基本上在经济L型底部呈现震荡态势。虽然在制造业等底部波动的时期,经济景气指数维持在扩张区间,但也处在震荡中。

  于泽说:“当前L型底部震荡经济的取得主要依靠了今年的高额信贷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货币增速维持了相对较高水平。4月份M2增长12.8%,M1同比增速快速上升,4月份为22.9%。伴随着货币增长是社会融资总额的快速上升,自2016年以来,社会融资规模高速增长,1月份的新增人民币贷款超过2.5万亿元,超过了2009年1月份的1.6万亿元,4月份虽然回落到5642亿元,但1—4月保持了高速增长。

  “国家主导是这轮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大量的信贷中,通过PSL等形式,政策性银行获得了大量的贷款资金,通过注入水利工程、棚户区改造等项目,这些信贷通过第二财政等方式推动了固定资产投资。

  该课题组研究认为,虽然在信贷加政府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出现了企稳特征,但是,这些力量更多是政府的拉动,市场自发的力量还不足,产生了较大的分化。

  具体表现为: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上升,但是民间投资在今年出现了快速下滑,4月份增长5.66%,仅有去年同期不足一半;区域分化加大,东北地区民间固定资本投资下降了23.1%,降幅扩大6个百分点。

  汇率中期存在风险

  信用风险持续释放

  1—4月,外汇储备维持温和回升,人民币币值较为稳定,日渐清晰的人民币汇率决定模式发挥了稳定预期的作用。但刘元春认为,从中期来看,美元加息预期仍然存在。

  随着美国国内经济走势好转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环境改善,加息概率将会再度回升,美元弱势状态可能会出现逆转。“今年下半年乃至明年上半年,需关注美元加息以及资本流动对于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外流将会上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压力将会上升。”刘元春说。

  与此同时,国内信用风险持续释放。根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28只债券未及时兑付本金,信用评级降低等其他各类信用事件754起,刚性兑付进一步打破。

  总体看,近期信用事件、违约事件频发与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趋势一致,是在影子银行等替代银行贷款过程中,银行系统信用风险上升在债券市场的体现。

  对此,刘元春认为,叠加货币政策逐步趋紧、流动性供给存在不确定性等因素,企业融资难度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经济复苏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宏观经济出现的分化和风险,课题组提出了四大政策建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需要维持适度稳定、透明的流动性供给,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度关注资本流动,维持汇率基本稳定。

  “1—4月,政府投资的乘数效果并不明显,消费增长率维持在低位,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滑。在市场内生动力启动不足,新旧动能转换还需要时间的环境下,要维持一定的总需求,稳定经济增长,保持良好的就业态势,还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于泽认为,在保持积极态势的同时,财政政策的支出方向和方法需要更加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导向。

  当前经济流动性偏好上升。当信贷进入经济当事人的口袋后,资金会进入流动性更强的金融,而不是进入长时间投资的实体经济,货币灌溉并不能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因此,于泽建议,未来需要保持适度稳定流动性供给,适度防止杠杆反弹和累积,稳定保持现有基建等顺利开展,稳定经济;在适度稳定供给流动性时,必须保证供给渠道的透明性。

  “要启动内需,发挥市场的内生动力,关键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刘元春表示,当前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表现是消费持续下行和房地产投资下降,而这两个问题实质上都是结构性问题,并不是简单扩大总需求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完成。

  刘元春强调,要高度关注资本流动,维持汇率基本稳定。虽然人民币国际化是未来的大趋势,从而要求我们进一步放开资本管制,提高汇率的市场决定程度,加大汇率波动幅度,但是,在当前内生增长动力还不充分,需要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持续增长的大环境下,需要先考虑国内情况,不能盲目放开资本项目,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致使资本大幅度外流,干扰国内经济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