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构建短期扩大需求与中期提升增速的政策包

　　——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

　　2016年行将过半，如何抓准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出现的问题，是正确研判下半年宏观走势的重要依据。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教授，就中国经济表现和下半年形势预判以及宏观政策调整建议等问题进行了阐释。

　　中国经济不存在 “硬着陆”的可能

　　中国经济时报：2016年即将过半，在全球经济复杂的局面下，您如何评价中国经济的总体表现？

　　刘元春：2016上半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新政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出企稳的迹象，CPI重返 “2时代”、PPI负增长大幅度收窄、企业利润增速的转正以及房地产类数据的反弹都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 “硬着陆”的可能，其雄厚的经济存量、广阔的纵深空间以及强大的中央政府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够承受世界经济“长期停滞”和“新平庸”的冲击。

　　宏观经济运行面临四大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对中国经济抱以审慎乐观的同时，确实应该看到国内经济面临环境之复杂、自身问题积聚之严重，因而在目前，您认为哪些方面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刘元春：部分宏观经济数据短期趋稳的同时，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去产能”还在布局阶段，过剩行业产品价格却开始出现大幅度波动；三四线房地产“去库存”还没有开始，一二线房地产价格却出现全面上扬；对“僵尸企业”和高债务企业的整治还没有实质性展开，大量高负债国有企业却已经大规模进军土地市场、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去杠杆”各类举措刚开始布局，但宏观债务率却持续上扬，部分指标已经大大超过警戒线；“降成本”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各类宏观税负指标却在持续加重，企业总体盈利能力持续下滑；房地产投资增速超预期反弹，各类新开工项目大幅度上扬，但民间投资增速却直线回落；

　　M2增速保持稳定，但M1增速却出现持续上扬，M1、M2缺口持续扩大；居民收入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但劳动生产率以及企业盈利能力却出现持续下滑；对外投资增速急剧上扬，但出口增速却持续低迷；各类技术指标进步神速，新经济增长动力开始显现，但总体劳动生产效率却依然处于持续下滑的区间；工业等传统行业有所企稳，但服务业和新兴行业却开始呈现疲态；政策类投资增速回升，但消费却出现持续回落。

　　以上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问题：一是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反而使各类扭曲大幅度上扬，资源配置的效率持续恶化，经济主体的信心没有得到改善。三是经济回落的负反馈机制开始发生变化，经济内生性下滑的压力有所加剧，“生产效率预期下滑”＋“投资的预期收益下滑”＋“收入增速预期下滑”所带来的市场型投资疲软和消费疲软开始向深度蔓延。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 “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 “脱实向虚”等三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分化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还没有形成持续稳定或复苏的基础。    经济调控的动力结构正在发生改变

　　中国经济时报：您刚才所列举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的新变化，意味着我们调控的结构、手段等也应发生相应调整，如何进行调整？

　　刘元春：目前，我国政府的动力结构已经发生改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高，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项经济活动，地区财政支出也大幅度增加。目前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参与经济深化改革和转型的积极性提高。其中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地方政府开始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开始大规模进行项目投资，今年1—4月地方项目累计投资增速达到10％，比去年全年提升了3．6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开始回归。去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定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要求更加积极，但是去年的现象是财政存款居高不下，有钱花不出去。但今年开始有所变化，固定资产投资中预算内的资金上涨很快，这说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有了抓手、方向和传导的机制。

　　去年我国虽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上稳健的货币政策不稳健，特别是前三季度，融资条件和金融条件有所收紧，主要表现在信贷的乘数效应大幅度紧缩，资金流动效应大幅度紧缩，缺乏良好的途径促使资金向实体经济渗透。而今年从数据的变化就可以发现，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同比增长13．9％，提高12．1个百分点。这与去年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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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13％左右，固定资产信贷资金来源只增长6％左右的情况相比，流动资金的到位情况有所好转。今年我国货币政策的思路有所调整，改变了过去简单的大水漫灌、简单的进行投放的举措，而是通过项目挖沟、财政开渠的方式进行投放。

　　总的来看，当前我国市场预期的逆转，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改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周期底部已经出现，审慎乐观来自于对于整个政治经济格局的乐观。在中央政府的积极带动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不断提高，再传递到国有企业，然后再逐步传递到房地产等领域，传递到民间资本，整个社会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得到带动，市场预期逐渐得到改善，这都预示着我国经济已经到了触底反弹的阶段。

　　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抬头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下半年的整体经济形势有何具体研判？

　　刘元春：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外部经济波动的重现、内部扭曲的强化、金融风险的不断累计与间断性释放、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实施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抬头。

　　与此同时，政策刺激效率的递减和房地产泡沫的管控决定了经济政策的对冲效应将大幅度下降。因此，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年底至2017年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

　　积极构建短期扩大需求与中期提升潜在增速相契合的政策包

　　中国经济时报：鉴于如上分析，您认为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相宜作出哪些调整？

　　刘元春：2016年下半年各类政策应当作出以下调整和再定位：要把握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回落的逻辑，高度重视当前总体经济增长动力持续下滑的现实，要密切关注目前劳动生产率下滑、企业投资预期收益下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益的缺口不断扩大、消费与投资等内需持续同步回落等现象，把改革与调控的落脚点切实放到投资收益预期逆转、劳动力生产率回升之上，积极构建短期扩大需求与中期提升潜在增速相契合的政策包。

　　一要利用目前比较宽裕的财政空间来化解持续的“超国民收入分配现象”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要切实改变“政府出政策、财政不跟进、企业来买单”的现状，政府应当有效转变投资型政府的定位，将部分政府投资用于企业员工的社保建设上来；要通过减税来缓解企业当前的成本压力（因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带来的制度交易成本降低是极其缓慢的）。目前既不是“节制资本”，更不是“防止民粹”的时候，“扶持资本”和“扶持劳工”在中长期靠持续的增长和合理的社会政策，而在短期却只能依靠强大的政府进行财政的支持。

　　二要充分认识到金融资源过剩所带来的“金融资源诅咒”，要采取系列政策缩小实体经济收益与虚拟经济收益的缺口。税收政策是改变两大领域收益对比的最佳政策工具，适度提升金融投资所得税，同时降低实体经济投资税负，可以起到较好的资源引导作用。在生产领域的 “债务—通缩效应”依然没有化解的时段中，货币政策既不能过度宽松，也不能过于稳健。货币政策如何配合财政政策和实体产业投资政策依然是资金良性化运转的关键点。

　　三要对于短板行业、基础设施、技术改造、研究开发以及人力资本等领域的投资应当全面提升，这不仅关系到短期总需求提升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涉及到中期潜在产出水平提升的问题。要防止先验、主观地判定中国未来的潜在GDP增速，必须清楚当前对于基础设施、短板产业、技术改造、研发投入以及人力资本的投资将大大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速，人口等基础变量只是影响潜在增速的因素之一。目前宏观经济学前沿也基本证明了“持续的短期需求不足必将导致未来潜在供给的下降”、“经济萧条期更需要科学的积极主义”。

　　四要实施多种举措，积极化解“民间投资急剧下滑”的困局。实质性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改革依然是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核心；投资领域特别是第三产业投资领域的开放依然是关键；改变金融资源过度的偏向性投放，在目前国有企业软约束问题重新高涨的时点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降成本的很多举措难以解决民间投资的燃眉之急，同时也不是民间投资下降的核心原因。

　　五要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认识提升劳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目前全球劳动生产率都处于持续回落的状态，谁能逆转这种趋势，谁就能够占领下一轮国际竞争的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