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趋严处罚力度仍不够 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具体来看，上半年上证所共作出公开谴责决定6份、通报批评决定23份、监管关注决定48份，合计77份，较去年同期增长97%。涉及上市公司46家，较去年同期增长84%。在责任人方面，共处理95名董监高、29家股东以及6名财务顾问项目主办人，合计130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2.5%。
不过《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依旧屡禁不止，而针对涉事公司的问责也多局限于行政处罚。在不少证券法律界人士看来，目前针对违规上市公司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追责存在一定空白，造成了当前上市公司违规成本低的局面。
违规减持、并购重组成监管重点
自去年下半年股市波动以来，大股东及董监高人员的减持行为成为影响股价的敏感因素，减持是否合规，直接影响市场交易秩序。2015年7月，证监会发布18号公告，禁止相关主体在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2016年1月，证监会发布新规，对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行为作出了具体规范。
监管层针对相关方的减持行为不断加码“紧箍咒”，但仍有上市公司顶风作案。今年上半年，针对违规减持行为，上证所共发出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决定10余份，公开谴责了山水文化、皖江物流等公司的相关股东或董监高。
除违规减持这一“股灾后遗症”式违规行为之外，近年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乱象频发，利用重组等概念抬升股价的“忽悠式重组”和不当市值管理频频现身，假借重组等名义滥用停牌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新型违规行为不断推陈出新。
在此背景下，证监会在6月17日祭出“史上最严”的借壳新规之后，配套措施也迅速跟进。如按照最新规定，借壳上市公司在重组方案披露后必须召开媒体说明会，而沪深交易所也随即发布了说明会指引。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也成为近半年上证所从严监管的重点之一，上证所已将并购重组预案等信息披露纳入事后重点监管的范畴，对“忽悠式”、“双高(高估值、高承诺)”类重组以及规避借壳类重组加大问询力度，上半年累计对80余单重大资产重组进行了信息披露监管问询，督促公司补充披露各类问题900余项。
同时，上证所也加大了并购重组违规的事后问责力度，集中处理了一批重组信披违规及与之有关的滥用停牌行为，上半年共处理此类违规行为15件。
违规行为处罚过轻？
交易所层层加码问责力度，但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却也屡禁不止。Wind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两市共有61家公司被曝违规，违规记录100笔，违规行为涉及到公司、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控股参股公司。违规内容集中在未及时披露公司重大事项、未依法履行其他职责、信息披露虚假或严重误导性陈述、业绩预测结果不准确或不及时这四大类。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发现，上市公司违规行为频频出现，但受到处罚的公司及相关人士并不多。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收到罚单的公司或相关人士共计有42名，因违规而被处罚的金额总计7836万元。这意味着在今年100笔违规行为中，仅有不到半数的行为被处以罚金。
此外就金额来看，多数公司的处罚金额并不高。记者梳理统计发现，42笔罚款中仅有10笔金额大于100万元，75%的公司的罚金不足100万元。今年引起高度关注的安硕信息，因涉嫌误导性陈述，也仅被证监会处以警告并罚款60万元，董事长高鸣、董秘曹丰被分别处以30万元、20万元罚款。
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上市公司违规违法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原因是监管层的处罚太轻，导致上市公司违规成本较低。不过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臧小丽律师看来，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成本较低是事实，但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只是因为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力度“较轻”。
以安硕信息为例，现行《证券法》第193条对虚假陈述类证券违法的最高处罚是60万元，即60万元已经是证监会能开出的顶格行政处罚。同理，对于大多数涉嫌信披违规的行为，行政处罚最高上限也是60万元。“处罚金额是否太低、是否需要调整，社会各界可以反映。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证监会要在《证监会》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因此证监会开出60万罚单并无不当。如果觉得罚单数额太低，那就要修改法律。处罚数额不大，问题在立法层面，而不是执法层面。”臧小丽说。
不过据记者了解，目前对于多数上市公司的追责仅局限于行政处罚，在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方面存在一些欠缺和空白，造成了当前上市公司违规成本低的局面。
“实践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案件虽然达到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但证监会没有移送公安。只有像绿大地、万福生科等涉嫌造假上市的公司，才被证监会移交公安追究刑事责任。仅是在二级市场信披违规，绝大多数案件证监会是没有做移交的，这一块上证监会有加强的空间。”臧小丽表示。
另外在民事责任方面，由于目前没有专门的机构来处理投资者赔偿的问题，投资人需要自己主动积极参加起诉才有获赔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