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市场发端与初期探索

编者按：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我国期货市场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由计划体系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彼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运行尚未完全确定，作为替代方案的“生产资料价格闯关”需要各种保障机制的预设。于是，国家体改委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家单位在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指派下开始研究期货市场。然而，我国期货理论探索与初创中遭遇了哪些阻力，如何顺利获得社会认可？在经历一系列乱象后，它又是如何被上层领导定性为“盲目发展”的？在我国期货市场初创成员、时任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司长杜岩看来，这一切都与我们对期货市场认识的进程密切相关。

　　本文是大连商品交易所组织编撰的《期货市场发展历程回顾——口述史》的系列访谈之一，后续相关访谈文章将正式集结出版。

　　期货市场的早期研究是由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两个单位合作开展的。我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的司长。刚开始，我们两家单位应该是领了不同的任务，我们主任安志文从分管领导那里领了任务，要求研究期货市场；国研中心主任马洪则是从李鹏总理处领的任务，也要求搞农产品(5.110, -0.06, -1.16%)期货研究。由于目标一致，于是我们两家单位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开展期货市场研究。

　　探索研究期货市场的基本问题

　　1987年底，美国培基证券的杨亮瑜先生到北京讲过一次课，他是一位香港人，介绍了怎么样利用期货市场的机制控制商品价格风险，组织讲课的部门把讲课内容制成了录像、录音、文字等材料。当时国务院领导听到了这个讲课的录音，于是要求体改委研究期货市场，研究如何利用期货市场转移价格风险。这些都是安志文接到研究任务后回来对我说的。国研中心那边是李鹏给马洪写了一封信，要求组织几位同志研究期货市场。

　　体改委这边研究期货的任务落到了我头上，国研中心的研究则由常务干事田源同志负责。1988年初，田源找到我，我们俩一碰头，两家单位想法一致，于是就请示各自领导，随后便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下称“工作小组”），田源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

　　1988年4月15~16日，工作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何谓期货交易、为什么要研究期货、国外开展期货交易的情况、如何建立中国期货市场等几个议题。同年6月26~29日，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开始探讨我国开展期货市场试点的具体问题。1989年1月10日，经过一系列调研以及结合河南、武汉、吉林、石家庄等地实际情况，研究小组形成了《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上报国务院批示。

　　我们把这个报告送上去之后很久没有回音。此时田源与周小川、吴晓灵、曹远征等人赴香港和美国考察期货市场，研究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国研中心的乔刚同志暂代。为了进一步开展期货市场试点，我询问国办的同志是否对研究报告有批示。他们告诉我，给总理送的文件一般被分为三类，一类是涉密文件，一类是审批文件，还有一类是看完无需回复的参考文件，我们这份请示文件被放在参考文件里。于是，我请求送文件的同志重新给总理送了这份报告。送了以后，总理基本同意了该报告，这给了我们继续研究和试点的信心。

　　探索研究期货市场的试点方案

　　要正式开展试点就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但是国家体改委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很多具体事我们不能参与，参与容易有利害关系。于是，我就拿着李鹏总理圈阅文件的复印件找到了当时的商业部部长胡平，请商业部来主持期货市场的后续研究。胡平这个人比较果敢，就同意了。于是，商业部当时的一些年轻人才，如吴硕、朱玉辰等人就开始研究具体试点工作。

　　我们调研了河南、吉林、武汉、石家庄等多地，并且成立了地方期货市场研究组，探索地方开展期货试点的可行性。后来，由于河南有地缘优势，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的秦科才同志也非常重视，所以郑州脱颖而出。1989年10月10日，体改委、商业部、农业部、财政部、国研中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已撤销）、工商总局、物价局、税务局九部委联合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正式报送了《关于试办粮食中央批发市场的报告》，申请在郑州试办一个粮食批发市场。

　　但是，这个申请也是过了好久没有得到批复。到了1990年4月，李鹏总理主持经济形势座谈会，田源被邀请参加。会上，田源就说我们曾经上报过一个期货市场试点的报告，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试点就停了下来。后来李鹏总理说，“还可以研究试点嘛。”这就是后来期货市场试点被重启的缘由。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我们就按照同意试点的要求，确定了“从郑州批发市场入手，逐渐向期货市场转移”的思路。在这之后，郑州批发市场研究小组每个月开一次会，中央部门的几个部长，包括胡平、姜习都在一起开会研究郑州成立批发市场的事。

　　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的研究

　　在商业部参与进来之后，我们觉得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来统筹考虑这件事。一开始打算成立一个“中国期货市场研究中心”，后来民政部的同志说这个范围比较小，经费来源也比较困难，建议叫“中国期货市场咨询中心”，咨询可以有业务，可以经营。1993年初，我当时所在的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正式向民政部申请成立了“中国期货市场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咨询中心”）。我是主任，乔刚是执行主任，具体工作都由他做。成立以后，这个机构实际上没有开展经营活动，还是一个期货市场筹备机构。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地址，也没有多少工作人员。当时乔刚从国研中心抽调了几个人，我们体改委这边也抽调了几个人，还是按照以前的思路接着把期货市场试点搞下去。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期货市场，我们参照国外期货市场情况，确定了咨询中心的三大任务：进行期货立法、建立期货业协会、成立期货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我们把这个方案报给朱镕基总理，他是基本同意的。所以筹备工作我就抓起来了，我们临时找了一个地方办公，就在东二环的航空大厦。除了我们咨询中心成员外，当时参与期货研究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董辅礽，他负责主持研究期货法。经过几个月筹备，我们把形成的方案上报国务院，开始走审批程序。就在这个时候，期货市场出现了一系列风险事件，陆陆续续的清理整顿工作就开始了。正好这时我也到了离休的年纪，就从体改委司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这些事就基本不干了，咨询中心的事情后来也没人接手。其实咨询中心的牌子还一直保留着，后来交给了体改委研究所。

　　对期货市场发展的思考

试点工作刚开始开展的时候，当时舆论比较关注，各省都想拿这个“旗子”，包括沈阳、成都、武汉、重庆、合肥、浙江，都在酝酿这件事。我们有时开会，请地方的同志一块儿商量，他们就逐渐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始搞所谓的“期货市场”。有的地方基本上是瞎搞，与真正的期货交易所差别很大。他们是搞大型综合市场，并没有真正的期货运行机制，只是打着期货市场的牌子，搞他们自己想做的东西。

　　所以对于期货市场的发展过程，应该更多地理清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因为中国期货市场是自上而下搞起来的，并不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当时包括我们搞研究的这几个单位都对期货市场没有很成熟的认识，只是考察过几次，知道点儿皮毛。所以，我觉得现在更应该理清对期货市场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以后期货市场发展的保障。认识是一个过程，从一部分人认识到更多人认识，再到领导人的认识。这个过程对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对今后资本市场研究都有帮助。我们期货市场发展中出现的波折、混乱和我们的认识不清有很大关系。所以有机会听到不同层级的人对期货市场发展的不同看法，将来形成一个对期货市场基本认识的一个总结性的东西，对于期货市场未来的发展更有帮助。■

　　作者系原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司长